APPENDIX 附录

　　话说易中天“初出茅庐”

　　如今说起易中天，套用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恐怕决不是夸张之辞。记得有次请他吃饭，隔壁包间的客人突然闯了进来，问：“您是易中天教授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来人又是送酒请易教授品尝，又是要和易教授合影留念，兴奋不可名状。对于这类“突发事件”，易教授显然已司空见惯，他既不谦虚也不张扬，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作为旁观者的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了易中天的“初出茅庐”。易中天的第一本书，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顾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许不仅可以为易中天研究增添一段资料，还能为今天的年轻的出版人提供一个案例，让他们从中了解到，老一辈的出版人是如何做编辑工作的。

　　一份提纲和两位“智囊”

　　事情得从1982年说起。那时，易中天研究生刚毕业不久，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一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思想上活跃，专业上自信，作风上踏实，对未来充满幻想。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文学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在答辩时深受专家的好评；答辩以后又在导师的鼓励下，历时一年，两易其稿，写成了一部专著。1982年12月20日，他决定向出版社投稿，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飞翔。

　　说是投稿，其实寄出的并不是全部稿件，而是一份提纲和一个简单的内容提要，加在一起不过五千字。易中天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觉得人微言轻，不敢贸然和盘托出，而且觉得万一稿子不够出版资格，这样做不至于耽误编辑太多的时间。这份提纲的收件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的王一纲先生。

　　易中天其实并不认识王一纲，之所以想到投寄给他，是因为自己的导师胡国瑞是王一纲的作者，曾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对王一纲多所推崇。易中天与王一纲虽未谋面，却已怀着对他的景仰和信任。

　　和一般的投稿者一样，为了引起编辑的重视，易中天认认真真地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毛遂自荐，说自己是胡国瑞先生和吴林伯先生的研究生，投寄的这部书稿曾受到专家的好评，特别是在后来充实提高的过程中，获得了一批专家的指点。他列出了六位专家的名字。易中天自信地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虽然出了不少，但从美学角度展开研究的，迄今只有单篇论文，因此他的著作多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盼望王一纲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并批评指正”。

　　王一纲何许人也？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就像作家柳青一样，有着一种农民的质朴。平日不修边幅，不懂享受，坐在办公桌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沉默中甚至有点木讷。但只要有一部稿子放在面前，你就能立刻感受到他的分量。他总是能一眼判断出稿子的价值。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古代文论的功底相当扎实，又十分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论，被同事们称为“当代的别林斯基”。编辑室里凡是处理重头稿件、疑难稿件，王一纲总是决策者之一，在业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2年12月底的一天，王一纲处理桌上的邮件。易中天的来函便在其中。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幕：他打开了落款是武汉大学的信封，看到的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目次”，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内容提要”，偏偏没有看到易中天精心写下的那封信。这可能和易中天的附信用纸太薄有关，王一纲压根儿没抽出来。面对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一份没头没脑的提纲，王一纲并没多想，只是下意识地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了起来，并写下了审读意见。这是多么可贵的编辑意识，多么诚实的职业操守。王一纲的意见是这样写的：此是作者寄我的一份提纲，作者我不认识，过去也未注意过他在报刊上的文章；寄来时也未附信，不知作者的情况。但从寄我来看，可能是想投稿。提纲我初翻一过，印象是：他对《文心》一书还是作过一些研究的，在一些简明扼要的提示中，也可见其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情况供参考。是否接纳请余、聂审定。并请给作者一个答复。我个人不另写复信了。

　　这里的“余”是指编辑室主任余仁凯同志，“聂”是指分工联系文艺理论编辑室的副总编辑聂文辉同志。余仁凯同志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待人宽厚。他是“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研究专家。在他主持文艺理论编辑室工作期间，室里出版了一批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图书。当他看到王一纲关于易中天的“审读意见”后，并没有因为这仅是一份提纲而搁在一边，而是立即请周天同志复审。

　　说到周天，不能不再啰唆几句。你别看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背弯着，头低着，往前一冲一冲，他可是文艺理论编辑室的又一位“智囊”。论学历只有高中，但天资聪慧，涉猎广泛，文思敏捷，用鲁迅评价徐诗荃的话来说，此公“雄于文”，是出版界不可多得的奇才。他最初研究古典文学，写下了《〈西厢记〉分析》等专著；后来转向现代文学，又有《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等成果问世；他还曾创作三十多万字的长篇科普散文《蜜蜂王国见闻》，由他撰写文字脚本的科教片《蜜蜂王国》，曾获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最近几年他主攻历史，让我们看到了《皇帝读书考》《文人的悲哀》等一部部史学随笔。周天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刚正不阿，宁断不弯，连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都敢退；同时又是侠骨柔肠，诲人不倦，在辅导年轻作者方面甘于奉献。他接到余仁凯交给他的任务后，像王一纲一样，认真读了易中天的提纲。他看出作者是一位“新人”，却并未因为是“新人”便投以冷眼，而是对提纲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他的审读意见是这样写的：这个提纲我已看了一遍。从提纲看，作者对《文心雕龙》是花了功夫的，且有一定的见解。不过，提纲同书毕竟是两回事，还要看了书稿才能作判断。作者看来是中青年新人。我意可要他把稿子写成后寄来，我们看一看再作定夺。如有培养前途，可加以辅导帮助。

　　正是根据王一纲和周天两位的判断，上海文艺出版社向易中天敞开了大门。1983年3月21日，文艺理论编辑室发出公函，欢迎易中天寄稿。

　　一部书稿和两位名家

　　我想，易中天是盼着这封信的。刚开始投稿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感经历。稿子寄出以后，就好像风筝放飞，心里一直牵着挂着。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易中天接信以后，并没有立即寄出稿子，而是自己重新审读，作了一次全面修改。为此，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在武汉大学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熏陶下，在胡国瑞、吴林伯这样的名师的引导下，易中天有着严谨的学风和高远的追求，他懂得什么叫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他内心渴望成功，但并不急于求成。易中天今天的如日中天，可从当年的改稿找到端倪。

　　易中天的稿件终于寄到出版社后，余仁凯主任指定由高国平处理。高国平是文艺理论编辑室的副主任。他出身于革命家庭，从小参加部队，是一个典型的“红小鬼”。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后来由我们的党送到北京大学深造，做编辑后仍然保持着部队作风。他做事雷厉风行，一接到易中天的稿子便开始审读，感受到了这部稿子的思维的活跃和语言的活泼。他觉得在学界日益重视《文心雕龙》的背景下，这部书稿应该重点处理，于是建议社里送外审，并提出送王元化先生。

　　元化先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总编辑，他一直关注着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发展。元化先生又和高国平的父亲是上海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他们在出生入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高国平到出版社工作以后，和元化先生保持着频繁交往，这当中不仅有业务联系，更有着情感成分。但这次高国平提议元化先生作为外审专家，并不是从私人关系出发的。高国平首先考虑的是元化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以及他和张光年关于《文心雕龙》的通信，在学界很有影响。而且，元化先生又是一位热心提携后学的人，在他的客厅里，总是坐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他把和年轻学人的交往，看作是自己的一种责任。

　　高国平是元化先生家的常客。他把易中天的稿子送去后，先生让他把稿子留下。其实，易中天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得到过他的指点。先生很愿意为出版社把关。但是没过几天，他告诉高国平，自己手头有急事，无暇顾及易中天的稿子。他建议送给李庆甲先生审读。李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古代文论专家，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修养。于是，这部稿子从元化先生处转到了复旦大学。

　　李庆甲先生是一位做事一丝不苟的人。他在读易中天的稿子时，发现可议之处，马上写下眉批。快读到一半时，为了筹备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不得不搁了下来。会议开完以后，又从头开始重新审读，写下了明确的审稿意见。李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以古说古，而应运用现代的文艺学、美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剖古代文论著作，易中天的书稿正是遵循这一方法开展研究的，方向完全正确。书稿引用的材料比较丰富，思路比较开阔，吸受了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心雕龙》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乏正确的见解和生动的阐述，可以给读者以启发。但是，书稿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全书的框架不像是在分析刘勰文论或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似乎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美学修养，综合了《文心雕龙》和其他古代文论资料所作的分类与发挥，主观思辨色彩过浓。二是作者把“传情之文”和“自然之道”作为《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两大主干，并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实际面目。刘勰从未说过所谓“传情之文”，《文心雕龙》中所讲的“情”有特定内涵，总的来讲仍属于“道”的范畴。学界尽管在《文心雕龙》研究上歧见甚多，但关于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三是书稿的引文过于零散，又对《文心雕龙》全书未作全面介绍，因此读来有支离破碎之感。加上《文心雕龙》以外的古代文论资料引用太多，这就更容易冲淡主旨，影响了读者对《文心雕龙》本身的认识。

　　出版社接受了李庆甲先生的意见，他们将书稿作“退修”处理。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小修小改，从全书的立论到材料的选择，都要重新推敲。易中天为这次修改，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全书的框架，由“传情之文”和“自然之道”上下两部分，改变为“自然之道”“神理之数”和“雅丽之文”上中下三篇；引用的材料重新梳理，力求突出《文心雕龙》，给人以“全豹”之感，从根本上解决散乱的问题；特别是在立论上，经过两年多的思考，作者在采纳了李庆甲先生的意见之外，又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刘勰的“自然之道”，是一个以道家的“自然”法则为外壳，以儒家的伦理情感和功利目的为内核，以玄学本体论为理论高度，以佛教因明学为逻辑方法，集先秦两汉魏晋齐梁美学思想之大成，总诗歌辞赋书文史论创作经验之精粹，而形成的一个空前绝后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艺术世界观。这一见解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

　　1987年初，当这部经过深度修改的稿子再次寄到出版社时，由赵南荣同志接手处理。赵南荣毕业于复旦大学，以好读书善思考著称，是文艺理论编辑室的后起之秀。他对易中天的改稿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像作者这样运用现代美学观点，系统地、全面地来揭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美学成就，似还是首次。就填补研究空白而言，此稿是有出版价值的”。1987年6月11日，易中天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办完全部发稿手续，正式发排。就从这部书稿开始，赵南荣和易中天结下了不解之缘，编辑易中天的作品，成了赵南荣编辑生涯中的一道瑰丽的风景。

　　一个案例和三条启示

　　从1982年12月20日易中天投寄提纲开始，到1987年6月11日《〈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正式发排，前后历时共四年六个月。

　　经手这部书稿的，最初是王一纲、周天，后来余仁凯、高国平直接介入，又惊动了社外的王元化、李庆甲两位名家，直到赵南荣发稿，余仁凯复审，周天终审，最后由我签发（1985年6月，本人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文艺理论编辑室是分工联系的部门之一），参与编辑过程的至少有八人。

　　这么长的编辑时间，这么多的编辑人力投入，终于出版了这样一本在经济上肯定亏本的学术专著。这个案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想到的是以下三条：

　　第一是眼光。编辑一定要有发现的眼光。发现，是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一部编辑史，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智慧成果的发现史。记得罗丹说过，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同样，在出版工作中，不是缺少好作者，缺少好作品，遗憾的是编辑不能慧眼识珠。王一纲没有抽出易中天的附信，这也许是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正是这样一次阴差阳错，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王一纲如果看到了信，他后面作出的判断，人们也许会认为其中有权威的影响，有情感的干扰；现在的事实恰巧不是这样，王一纲面对的是一份光秃秃的提纲，他既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胡国瑞、吴林伯的研究生，更不知道这一课题曾得到多位名家的指点。王一纲是就提纲论提纲，看出作者对《文心雕龙》“是作过一些研究的”，非但作过研究，“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一种敏锐的发现，也是一种独立的发现。编辑有了这样的眼光，“易中天们”才不至于有明珠暗投的无奈。

　　第二是质量。编辑一定要有质量意识。学术著作要讲究创造性和深刻性，发前人之所未发。应该承认，易中天是一位严肃的作者，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胡国瑞、吴林伯等名家的评价便是证明。高国平接手这部书稿后，如果只做一些简单的案头加工便发稿，别人不会有任何指责。这完全符合出版社的工作程序。然而，高国平没有这样做。他想到的是如何推动《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如何让一部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书稿更上一层楼，在他看来这是编辑应尽的义务。为此，他提出了外审的建议，给自己找来了很多的麻烦。可正是他的这一建议，不仅使书稿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还使作者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扎实的磨炼。从高国平身上，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看到了应该大力提倡的文化自觉。

　　第三是使命感。编辑是文化人，一定要有文化追求。图书应该走向市场，但编辑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在社会文化生产中，编辑要以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为己任。《〈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发稿时，中国图书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学术著作大幅度萎缩。为此，责任编辑赵南荣曾在审稿意见单上，专门提出自己的“忧虑”：“一部古典文论研究的著作，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两千册印数就碰顶了。”面对着市场的严重压力，在这部书稿的出版问题上，却没有一个人打过退堂鼓。责任编辑说“可以出版”；编辑室主任说可以想其他办法，如通过全国美学学会争取印数；终审的同志更明确表示：“这样的东西是值得出的，印数少一些，恐怕也值得出。”那个时代的出版人，就是这样的单纯，这样的执着，他们以自己对文化的虔诚，坚持了中国出版的正确方向。试想一下，如果易中天的这部处女作是补贴出版的，是作者包销的，那在中国出版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尴尬！

　　郝铭鉴

　　附：易中天致王一纲的一封信

　　王一纲同志：

　　您好！因为常听我的两位导师胡国瑞先生和吴林伯先生说到您，所以很冒昧地给您写信，并寄上拙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的内容提要，盼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并批评指正。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本来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时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答辩时，胡、吴二位先生和校内外一些专家都曾给予好评，并建议我充实、提高、完善，写成专著。现在，在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历时一年，两易其稿。已初具规模。我将修改过程向胡国瑞教授汇报后，胡先生甚为高兴，欣然表示，如拙稿能够出版，他愿为之修序，还建议我向贵社投稿一试。但我自觉人微言轻，未敢冒然投寄全稿，兹先写出内容提要，寄您审阅。这样，即使拙稿不够出版资格，也不至于耽误您过多的时间。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之一，而且是唯一形成逻辑理论体系的一部专著。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文心》研究的专著出版不少，但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心》的，迄今只有单篇论文，研究《文心》美学思想且形成体系的，似乎还未见到，拙稿正是从这方面进行努力的。因为这项工作多少有点开创的意义，所以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多次写出提纲，征求意见。除我自己的几位导师外，我国著名的理论家王元化老师，美学家刘纲纪、周来祥教授，古代文论专家郭晋稀、王文生、牟世金教授等都曾给予指导。正是在这几位前辈的指导下，我才得以完成这部论稿。

　　贵社素以鼓励创新、奖励后进而闻名全国，因此不揣冒昧，作毛遂自荐。如您审阅提要后，觉得可以考虑，请信示，当即奉寄全稿；如不拟录用，也请退回提要。

　　打搅，谢谢！即颂

　　编安

　　易中天

　　198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