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绑着黑皮带，穿着黑衬衫，整齐地列队站在草地上，看上去和一支军队没什么两样。支队长们穿着漂亮的制服：黑色的军队制式的短外套，灰色的马裤，大头鞋，亮顶的黑色帽子以及红白相间的臂章。几个穿着制服的摩托车手不断在方阵周围制造着噪音，传达敬法西斯礼的指令。更多的游行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来，其中一些坐在窗户上装有铁丝网的装甲车里。

　　这不是什么政治集会，这完全是场战争。

　　劳埃德觉得，法西斯同盟的这种架势完全是狐假虎威。他们想让世人觉得，他们可以终止会议，清空建筑，闯入民宅和办公室逮人，把抓到的人送去集中营随意鞭笞和审讯，像莫斯利和《每日邮报》老板罗斯米尔爵士希望的那样，把冲锋队在德国搞的一套照搬到英国来。

　　他们会把伦敦东区的民众吓坏的，这些当地人的祖辈都是从爱尔兰、波兰和俄国的压迫与暴政下逃出来的。

　　东区人会走上街道和他们对抗吗？如果他们自己不奋起抗争的话，如果今天的法西斯游行按计划进行，法西斯分子未来还会做些什么呢？

　　劳埃德假装成数百名围观者中的一个在公园外闲荡。很多相似的小巷像轮辐一样从公园往外散发。在其中的一条小巷里，劳埃德看见了一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司机打开了车后门，让劳埃德震惊失望的是，下车的竟然是他朝思暮想的黛西·别斯科娃。

　　劳埃德很快就知道了她为什么上这儿来。黛西穿着精心裁制的女兵军装，一条灰色长裙代替了男人们穿的马裤，几缕刘海从头顶上的黑色帽子里溜了出来。劳埃德虽然恨透了这身装束，但还是被黛西不可抗拒的魅力震慑了。

　　他站定了脚步，呆呆地望着她。劳埃德不应该感到奇怪：黛西告诉过他，她喜欢博伊·菲茨赫伯特，博伊的政治观点显然不会对这种喜爱造成影响。但亲眼看到她站在伦敦犹太人的对立面还是让他大失所望，他这才感到黛西几乎在他看重的每件事上都和他背道而驰。

　　劳埃德应该转身就走，但他就是做不到。他挡住了在人行道上奔走的黛西：“该死的，你来这里干吗？”他莽撞地问。

　　黛西很冷静。“威廉姆斯先生，这是我该问你的。”她说，“我想你应该不打算和我们一起游行吧。”

　　“你知道这些人都干过什么吗？他们打断和平的政治集会，威胁记者，囚禁政治对手。你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怎么能干出反对民主的事呢？”

　　“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政治体制。”劳埃德觉得黛西是在引用莫斯利的某句宣传口号。

　　他说：“他们折磨甚至屠杀所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他想到了容格，“我在柏林亲眼见证过他们的暴行。顺便提一句，当时我也被抓进了集中营。我亲眼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几条饥饿的恶狗摧残致死。你的法西斯朋友们做的就是这种事。”

　　黛西不为所动。“你能准确地说出最近在英国被法西斯党人杀害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吗？”

　　“这只是因为英国的法西斯党人还没掌权——但你们那个莫斯利崇拜希特勒。只要有机会，他和他的手下将会做出和纳粹完全一样的事。”

　　“你是说他们会消灭失业，给人民带来骄傲和希望吗？”

　　劳埃德钟情于黛西，但听到她这番话后，心都碎了。“你很清楚纳粹对你的朋友伊娃一家做了些什么。”

　　“你知道伊娃已经结婚了吗？”黛西用快活的语气说，显然想找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她嫁给了善良的吉米·穆雷。现在她是英国人的妻子了。”

　　“那她父母呢？”

　　黛西把目光转向别处。“我不认识他们。”

　　“但你知道纳粹对他们做了什么。”伊娃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把父母在德国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劳埃德，“她父亲被取消了执医的资格——现在在药房当助理。他不能进入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他父亲——也就是伊娃祖父的名字甚至被从家乡的战争纪念碑上抹除了！”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他压低声音问：“你怎么能和做这种事的人站在一起呢？”

　　黛西有些心烦意乱，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说：“原谅我，我已经迟到了。”

　　“你做的事情完全无法被原谅。”

　　司机说：“小子，消停点，别再折磨她了。”

　　司机是个平时不太锻炼的中年胖子。劳埃德感到自己被这个司机侮辱了，但他不想挑起争斗。“我这就走，”他说，“只是别再叫我小子。”

　　司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劳埃德警告说：“你最好把手放开，不然我走之前会把你打趴下。”他直视着司机的眼睛。

　　司机犹豫了。劳埃德警觉起来，他像在拳击绳圈里一样，观察对方的动向，时刻准备着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司机想打他的话，一定是准确的重重一击，这种重击很容易躲过。

　　司机不是感觉到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对他发达的肌肉有所忌惮，最终放下拳头，退了回去：“的确没必要打架。”

　　黛西匆忙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她身穿合体制服朝法西斯分子的纵队奔过去的背影。他长叹一口气，朝反方向走去。

　　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和司机的争执真是蠢啊！打上一架的话，他可能被警察捉个现行，接下来的这一整天就要在号子里过了——这又如何称得上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做贡献呢？

　　十二点半了。他离开伦敦塔，找到公用电话亭，打给犹太人协会，跟伯尼通了话。他把看见的大致情况说了以后，伯尼让他统计一下从伦敦塔到加德纳角大约有多少警察。

　　他走到公园东面，探察着公园外围呈辐射状发散的那些小街。他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他本来估计会有一百多个警察，但实际在场的有几千名。

　　他们排成一列站在人行道上，等在十几辆停着的公交车里，骑警们身板笔直地骑在一队排列整齐的马上。街上只有狭窄的一条缝供行人们穿行。警察的数量比法西斯分子还要多。

　　一辆公交车上的巡警看到他，对他行了个纳粹礼。

　　劳埃德非常失望，如果连警察都站在法西斯同盟那一边，反游行示威者又怎么制止得了游行呢？

　　这比游行本身更糟：警察的权威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东区的犹太人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曼塞尔街，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警察亨利·克拉克，亨利看上去劳累不堪。“你好，诺比。”人们都管姓克拉克的叫诺比，“有个警察刚才跟我行了个纳粹礼。”

　　“他们不是这儿的警察，”诺比像揭示一个秘密似的轻声说，“他们不像我那样常年和犹太人居住在一起。我告诉他们犹太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极少数人才会违法乱纪。但他们就是不相信。”

　　“但那个纳粹礼又该做何解释呢？”

　　“也许仅仅是个玩笑。”

　　劳埃德却不这么认为。

　　他和诺比道别，继续向前走。他看见警察在进出加德纳角的巷子口拦起了警戒线。

　　劳埃德走进一个带有公用电话的酒吧——前一天他检查过附近区域所有可以用的公用电话——告诉伯尼附近至少有五千名警察。“我们挡不住这么多警察的。”他忧心忡忡地说。

　　“别这么确定，”伯尼说。“你再去看看加德纳角周边的情况。”

　　劳埃德发现了一条绕过警方警戒线的道路，加入到反游行示威者之间。走到加德纳角外围街道上的人群中时，劳埃德终于感受到了阻挡游行示威的人有多少。

　　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加德纳角这个五条街的会合处到处都是人，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放眼望去，人群沿着白教堂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东南面的商业街上挤满了人。警察局所在的莱曼街上更是水泄不通。

　　劳埃德觉得来的一定有十万多人。他想把帽子一扔，大声庆祝。东区人选择了走出家门，对抗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无疑已经群情激昂了。

　　加德纳角正中间，停着一辆被司机和乘客们遗弃的电车。

　　劳埃德越来越乐观了，他意识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穿越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