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15]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特蕾莎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上去有些性感。“你们以为我听过多少次这种笑话？”她说，但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莱尼走上前。“我是格里菲斯队长，”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他的话很实际，但包含着一种邀请的口吻。

　　特蕾莎对莱尼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是太好了。”她说。

　　劳埃德把学到的西班牙语拼接起来，不卑不亢地和她交谈。“小姐，很高兴你能来这。”过去十个月，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学习西班牙语上，“我是威廉姆斯中尉。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需要上课，哪些人不需要。”

　　莱尼不屑一顾地说：“你算了吧，你还要去布哈拉洛斯取军令呢。”布哈拉洛斯是政府军建立指挥部的小城，“也许我和你可以四处走走，找个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似乎想和特蕾莎在月光下漫步。

　　劳埃德笑着点了点头。他很高兴看到莱尼和特蕾莎调情。莱尼似乎已经陷入爱河，劳埃德却没有半点恋爱的念头。在劳埃德看来，莱尼的机会接近于零。特蕾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女性，追求她的男人一定不少，莱尼却是个可以一个月不洗澡的十七岁矿工小子。但他什么话都没说——特蕾莎看上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一个劳埃德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了。他穿着毛裤和棉布衬衫，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放着把小手枪，配备比普通士兵好。他剃着苏联人喜欢的短发。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颇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他用流利的德语对众人说：“我找加西亚中尉。”

　　“他不在这里，”劳埃德用德语回答，“我和你在哪里见过吗？”

　　苏联人像在铺盖卷里找到条蛇似的又震惊又生气。“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坚定地说，“你搞错了。”

　　劳埃德打了个响指。“1933年在柏林我们见过，”他说，“我们被冲锋队袭击了。”

　　苏联人像知道预判错了似的，长出了口气。“是的，我的确去过那儿，”他说，“我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但大家都叫你沃洛佳。”

　　“是的。”

　　“在柏林的那次冲突中，你和一个名叫沃纳·弗兰克的男孩在一起。”

　　沃洛佳显得很吃惊，但他努力掩饰住了自己的情感。“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名字的人。”

　　劳埃德觉得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为好。他料想得到沃洛佳为何会如此惊慌。苏联人都害怕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已经渗透到了交战中的西班牙，并且以残暴而著称。对秘密警察来说，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友好的苏联人都是潜在的叛国者。“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记得你，”沃洛佳用能刺透人心的目光看着他，“奇怪，我们竟然在这里又相遇了。”

　　“其实并不奇怪，”劳埃德说，“我们会在任何有法西斯分子的地方给他们以打击。”

　　“能和你私下说些话吗？”

　　“当然可以。”

　　走到和人群隔开一些距离的地方，别斯科夫说：“加西亚的排里有间谍。”

　　劳埃德吃了一惊：“间谍，你说的是谁？”

　　“一个叫海因茨·鲍尔的德国人。”

　　“穿红衬衫的就是海因茨。他怎么会是间谍？你确定吗？”

　　别斯科夫没有理会他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自己的防空洞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地方的话，希望你把他引过去。”别斯科夫看了看手上的表，“一个小时之内，负责逮捕的人就要过来带他走了。”

　　“那个棚屋是我的临时办公室，”劳埃德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棚屋说，“但我需要向这里的指挥官汇报这件事。”这里的指挥官是个共产党人，应该不会插手这种事，但劳埃德需要些时间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