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宛光，福建省地质矿产局政治部秘书，1962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现年46岁。1984年9月25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出生于福建古田，从小在大山里走进走去，然后走出大山外，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了5年大学，学的稀有金属。1962年分配到福建省地质勘探局，那时还没有稀有金属，我就被安排在调研室工作。后来，调到驻扎在邵武市的307队搞铌钽，福建全省，只有闽北才有铌钽。我任7人普查组领队，在闽北开展找金矿的工作。

　　我在学校是学俄语的，在调研室工作期间，我买了很多书，翻译了很多资料。后来调到野外队工作，加之1964年开展社教运动，上下都批白专道路，我便把俄语全丢掉了，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我所带领的7人普查组，都是在闽西北的山区进行地质普查，每到一处，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开铺，自己做饭，配一个临时炊事员，由局里支付工资。吃的菜，从当地老百姓家里采购。若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附近老百姓家里没有菜买了，就到镇上农贸市场去买。后来，很难从驻地请到适合做饭的人，只好勘探组7个人轮流买菜，做饭，有的做出的是夹生饭，有的炒出的菜不苦就咸。逢墟，就买点猪肉、买点酒回来，大家一同喝酒，改善生活。其实最难熬的是工作之余的时间，不与家人在一起，缺少天伦之乐，枯燥、单调，每到晚上，工人就打扑克，算是最好的娱乐活动；技术员有时也打扑克，但更多的是看书，注重充实自己的专业。没有电灯，就点蜡烛。那种日子虽苦，但觉得很充实，从无怨言。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与我们熟悉了，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性质以后，对我们都会很友好，很关心，很爱护，把我们完全当自己人，纷纷给我们送菜上门。地方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生活物资供应极度紧张、欠缺的情况下，对我们给予特殊照顾，有多少人，给多少份副食品，保证供应，从不间断。这令我们特别鼓士气，特别涨干劲，觉得工作苦是苦一点，累是累一点，但十分光荣、自豪，特有奔头。

　　我们7人小组在建宁县普查，那里的山多，但不太高，一般是海拔1000多米。建宁到了冬天就下雪，有时断断续续，有时接连不断，但这并不成为我们停止普查的借口，无论天空下多大的雪，无论地上结多厚的冰，我们也不撤回，照样野外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寻找，发现了金子的线索，大家都很高兴，就像自己捡了金子似的，一天到晚乐得合不拢嘴，干劲十足，白天挖槽坑，进行普查，取样，晚上化验、分析、写报告。

　　我们到建宁的山羊坑村，根据地质工作需要，必须在这里定点，自己挑行李，还挑淘沙盘，炊具，包括篮子、瓢，上山，锅子不带，跟当时的下放知青点合伙。上到这个小村庄，要两个多小时。到村口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没有地方住，就找当地的大队党支书，要求解决住处。支书很热情，很支持，四处给我们找住的房子，找来找去，只有半间牛棚。但半间太窄了，住不下我们7个人。老百姓见我们有男有女，半间牛棚的确住不下，便二话不说，把牛赶出去，把牛粪铲干净，里里外外冲洗一遍。支书从几户人家借来门板，挑来稻草，支起简易床铺，我们便有了安身的地方。在这个山村安营扎寨后，就大干起来。支书见我们没日没夜在野外奔忙不停，没有时间做饭，就安排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派了一圈以后，派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太愿意，主要是我们去吃饭，总要给做点好菜，而家里除了笋干、酸菜、红薯饭，又确实拿不出别的好东西。他们自己的日子十分清苦，但让我们过清苦的生活，一是没面子，二是对不住我们，所以就不愿意供派饭了。我们理解老百姓的难处，只好自己轮流做饭。老百姓很热情，并不因为不供派饭就不管我们，无论哪家只要有一点点好吃的东西，都会首先送一点到我们的住地，让我们共同品尝、分享。山里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泰宁县要建一座水库，我们地质工作者首先要进行普查，在水库地盘内是否有矿产。不然，建起了水库，淹没了矿产，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我们沿着一条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小河，顺着水流找矿。沿河边行走，茅草很高，很刺人，手臂、脸上，留下一道道茅草划过的血丝。我们还捡了不少东山国民党撒过来的花花绿绿的反标。小河两岸有野兽出没，主要是野猪。一般是野猪听到声音，就跑掉了，人不袭击它，它也不会攻击人，相安无事。天气很晚了，我们到了一个森林守护站，站里没有人，一间木板房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凭借随身携带的蓆子、毯子就地住宿，没想到天黑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吹来，冷得浸骨头，没有棉被，根本无法入睡。只有进村找地方住宿才是上策。但是，进村，要坐木排过渡，小河虽然并不宽，30-40米，但水流很急，落差很大，到了河中间，十之八九会沉下去。我们商量认为，总还有十之一二没沉下去的。我们就争取做那个十之一二。但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沉下去的打算，互相给家里留下了遗言，交代了后事，谁能活下去，谁就负责做好转达。现在想来，那情景就像战士赴死，十分悲壮。好在我们野外生存的经验比较丰富，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我们横渡激流时，不是站立木排上，而是都把行李捆绑在背上，扑下身子，抱紧木排，借助水势，安全地冲了过去。到了对岸，大家都有一种过了鬼门关而死里逃生的庆幸感，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唱着自编的《地质队员之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山下走。越往山下走，气温越高，到了山脚，进了村子，气温与山上完全判若两样，形成极大反差。我们边下山边脱衣服，进到村里时，男的都是打着赤膊，女的只穿一件单衣，但一个个还汗流浃背。我们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提供住宿的地方。大队支书也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座牛棚，不过有别于此前住过的牛棚，下面是拴牛的，上面是木板房。这算是不错的了。我们刚走进去，成群结队的蚊子就扑了过来，朝我们狂轰滥炸。没有蚊帐，如果就那样睡下去，肯定会被蚊子咬个半死。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要与吸血鬼作坚决的斗争。于是我们采来树枝，两个人用树枝驱赶蚊子，5个人睡觉，每间隔一小时轮换一次。那一夜，大家都睡得很香，大家也都没有被蚊子咬。第二天又精神满满地找矿去了。

　　那年在建宁普查，沿着一条小河淘砂。每天的午餐不回住地，都是在野外自己做的。早晨出门时，随身带上午饭用的米，快到中午了，找个阴凉的河边，捡来柴草，架上锅，烧饭，煮菜。等到饭菜都熟了，午餐时间也到了。这样节约出途中往返时间。有一天，分工烧饭的是一位女地质队员，她找柴时，看见一颗大石头旁边有一堆干柴，她高兴地伸手去抓，柴还没抓到手，发现不到五米远的地方有一条五步蛇，当地人叫它“瓦子格”，一格一格，棕色的。大家都知道，这种蛇毒得很，如果被它咬一口，走不出五步，就要昏死过去。那个女同志吓得哇地一声大叫，从石头上滑了下去。我们正在不远处的小河上淘砂，听到惊叫声，飞也似的跑了过去，都边跑边想，肯定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跑到时，看见那条五步蛇正昂着头，瞪大眼睛盯着她。蛇嘴里还咬着一只没有完全吐下肚的老鼠，肚子被撑得很大了，显然它吃掉了多只老鼠，有酒足饭饱之感了。它没有向我们那位女同志发起进攻。五步蛇有个明显的特点，你不碰它，它不理你。我们那位女同志懂得这一点。她躲在岩石后面，注视着五步蛇的反应。一双人眼，一双蛇眼，完全处于对峙状态。我们都随身携带着一把砍刀，各自赶紧砍了一根树枝，同时出击，打死了这条五步蛇。此时，我们那位女地质队员因为蛇口脱险，醒过神来，抱着我们哇哇大哭不止，在大家的呵哄下，她又破渧为笑，继续发挥自己的厨艺，做出了一顿喷香的午餐，感谢大家的搭救之恩。我们把这条五步蛇带到山下，送给了老百姓做药。老百姓很喜欢，当即用秤过了一下，有3斤多。要是拿到集市上去卖，可以换回几十元钱。接受五步蛇的老百姓坚持要给钱，说是五步蛇花钱都是很难买到的。只有捕蛇技术很专业的人，才有可能捕到五步蛇。但那也是十年难遇。由于我们不肯收钱，这位老百姓就送给我们很多酸菜、辣椒、萝卜干。这事很快被传开，当地的老百姓便更加相信我们，更加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建西找矿期间，驻扎在望木岭伐木场伐木工人搭制成的用来引诱野鸭的草棚子里，可想而知，条件何等的简陋。白天上山找矿，脚上穿长筒雨靴。因为山里大指拇粗的马蜂很多，被它在手背上咬一口，半边身子都肿，及时涂上蛇药治疗，才能收到排毒的效果。回到住地，雨靴里倒出至少有半靴汗水。每到星期天，我们或上山玩，捡栗子吃。地质工作者都有关节炎，金钱莲可以治关节炎，我们就在灌木丛底下捡。那里是自然保护区，生长着柏、彬、松等树种，树大参天，一般的树5个人都合抱不拢，最大的就不用说了。金钱莲就生长在这些大树下，我们多的时候捡到一大袋子，少的时候也有一两斤，带回住地，晒干，泡酒喝，治关节炎，收到奇效。平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泡有金钱莲的一瓶酒，走一段路，喝一口酒，减轻关节炎的痛苦，治疗效果很好。或者下到山村的河里游泳，摸鱼，鲶鱼一般较小，躲在石缝里。用麻绳，挂鱼钩，钩上挂蚯蚓，第二天早晨，就可捉到较大的鲶鱼，味鲜。还到集上，买米买菜，自己挑回，来回半天，路上来回3个多小时。

　　我们除了找矿，还会打炮眼，装炸药，点火。至于开采矿石，那就由工人们去干了。

　　将乐县附近有个老虎山，山上有狗熊、老虎。我们看见狗熊坐在树上，摘了一堆树叶，堆放在身前，一把一把地抓了塞进嘴里，吃得很开心。你不侵犯它，它也不攻击你，相安无事。但我们没有看到老虎。找煤，跑面、挖坑。一次测景时，在一个石头缝里听到叫声，追过去一看，是一只小狗熊，我们抓住它，带回住地，想养起来，可它不吃东西，就把它杀掉，吃了。我们生怕大狗熊找来，都准备了木棒、砍刀等武器，做好防范工作。结果还好，大狗熊没有找来。山上蝙蝠很多，很大，五十公分长，用削铅笔的小刀，剥皮，烧吃，很鲜美，很营养。这是听吃过的同事说的，我有点害怕，没吃过，不知味道究竟如何。地质生活既艰苦，又有趣。过去，我们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对地质工作支持，无论走到哪里，都像遇到亲人一般，都像是进了自己的家，有亲切感，有温暖感。但现在不同了，老百姓见到地质工作者，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山区的人热情一些，没有沿海的人冷漠。我们找到矿，不是一下子可以开发的，好像对他们带来不了什么利益，所以就事不关已，冷脸以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使我们地质工作者寒心的地方。

　　发动老百姓报矿。我们自己带标本，要来百姓认识，发现了就送到公社或报告我们。我们还利用赶墟的机会，利用标本，向群众宣传。建宁的云姆矿，就是群众报的矿。建宁县还有自己的地质队，可见那时的县委对地质工作是何等的重视。那时，我们跟下放当地的福州知青也很合得来，有共同语言，有共同情操，关键点就在都能吃苦，都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如今，社会上对地质工作者不怎么看得起，越是有钱人，越是地位高的人，越看不起地质工作者。我现在政治部工作，经常收到一线同志的来信，尤其是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强烈要求从野外调室内工作，便于找对象。有的对象谈好了，对方说，不调到地方来工作，就不结婚。勘察队员中，女同志较少，几乎没有，而除了与山山水水、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打交道时间多以外，与外界的男女，基本上没有交道，与外单位也无工作上的联系，人和人之间不接触，就不可能产生好感，更无从谈建立感情。本战线没有女同志，外面的女同志没联系，所以年轻人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十分困难。现在的地质工作者中想调动的比较多，除了找对象困难外，待遇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天只补助1.10元。这是在野外，在队部还只有九角钱。离开城市5公里，才有补贴。现在地方干部出差每天补助都有1.20元。地质工作者，流动性大，待遇低，越发留不住人。

　　我之所以能找到老婆，是因为我俩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友，她1963年毕业的，分配到这里，跟我一同到野外作业。我看准机会，及时出击，两人一交谈就有共同语言，就有了感情基础，很幸运，我俩的婚姻成功了。在地质队伍中，像我们这样的婚姻简直是凤毛麟角。我爱人是广东人，工程师，现在地质处从事测绘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在野外坚持工作。四清运动，我是积极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是保皇派，打成了叛徒，我爱人受到牵连，也挨了批判。

　　我当时在将乐，离城17里，将自己的大女儿放在将乐读幼儿班，每到星期六，我就骑自行车去接。两个男孩是双胞胎，就送到古田的乡下老家。大女儿跟着我们转移，后来实在不方便，难以转来转去，就放到南昌我岳母家。双胞胎男孩大了，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带孩子也无能为力了，这就带来很大麻烦。多数地质工作者因为找不到城里对象，都是找的农村姑娘。国家政策规定：工龄二十年，工程师，获得国家奖，才能解决农村家属户口的农转非问题。即使工程师的家属解决了农转非户口，也无法团聚。老家上有老，下有小，走不开，即使来了，也无法安排工作，连零时工也没干的，最后还得回去。有的工程师实在有困难，没办法，只好改行，调到地方工作。所以，家庭团聚，子女上学，家属就业，这是地质工作者无法绕过去的三大难题。

　　我有冠心病，局部的心肌梗塞，血脂高，耳朵老是嗡嗡叫。地质工作者的职业病：关节炎、胃痛、心脏病。我一次在火车上，头痛，眼黑，浑身冒大汗，过了十多分钟，才渐渐好转。我现在很少出差，担心途中身体出现问题。如今那些仍在第一线工作的，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身体都不好。要把他们全都调到机关工作，却又安排不下。我也是1976年才调回到局里来工作的。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局领导感到很为难。

　　我们在闽北野外找矿，自己采集的样品实在挑不起了，才请人挑。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自己不挑了。我们那时上山打钻，没有路，自己开路，抬着钻机上。现在，年轻人没有路不干，有了路，也是请人搬机器。地质学校毕业的学生，只想搞个专业，当研究生，根本不想在野外工作。两代地质人，完全不一样。我不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这恐怕要邓小平同志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