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祥，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高级工程师，现任福建省地质矿产局顾问。矮个、圆脸、结实、高额头、花白头发、眼有神，上着乳白色衬衫，下穿瓦灰色裤子。1984年9月27日下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患有低血病，心脏病，我发病突然，全身难受，好像打了麻醉针一样。速效救心丸、活心丸，都比较好。我随身带着这些药，一旦病情发作，马上自救。

　　我于1948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来到福建从事地质工作。福建像全国大多数省份一样，于1949年解放。我当时听从组织安排，转到共青团的岗位上工作。1952年转到省工业厅勘探队工作。解放前我就是搞1比20万的调查，这方面积累了一点经验。1952年到1954年专门为新建的工厂勘查选择厂址。1954年底国家地质部何部长到福建前线慰问，我给他汇报地质工作，他对我留下了好的印象，经常召集我去部里参加相关会议。1956年，华东地质局在福建省陆陆续续地组建了几个地质队，最早建立的是341队，主要寻找铅锌矿；接下来建立的是342队，主要寻找煤矿；再接着建立的是378队，主要寻找铁矿，驻扎在洛阳、藩田。福建省组织了一个永春队，寻找煤矿；后来又组织了闽东队，寻找铅锌矿；接下来组织了闽西队，寻找金矿。1957年福建省成立了地质局筹备处。1958年正式成立福建省地质局。1958年后期，成立了五个大队，一大队，闽北；二大队，闽东；三大队，蒲田；四大队，龙溪；五大队，龙岩。

　　福建的地质工作，依我看是两个发展时期，1958年，队伍13000人。1962年，由13000人减少到3500人；1964年，又从3500人中抽走两个大队支援大西北，只剩下2500人。1966年又发展起来了。1970年又跟煤炭、冶金合在一起，发展到1万多人。1974年以后，又与煤炭、冶金分开，又发展到1万多人。

　　1958年为第一发展阶段；1971年以后为第二发展阶段，变得比较正规起来。福建的地质工作开展比较晚，解放前没有底子。每次部里开会，老是坐冷板凳。再加上福建地处前线，投资少。现在升为中等。特别在钻探上，一年比一年多，最多的是1978年，钻探发展到19万多。这里头有经验，有教训。福建煤炭事业的迅猛发展，算是成立地质局以后，作出的一大贡献。先是从零开始，发展到年产540万吨，算是解决了福建缺煤的面貌，也算是把全省煤炭资源摸清了。计划发展到年产800万吨。再从外面调进来200万吨。煤种都是无烟煤。对工业上起了促进作用。过去这些年，省委、省政府，省计委、省建委，对地质工作都还是比较重视的。

　　福建铁矿资源总量5亿多吨，建立了三明钢铁厂，还有藩田、洛阳、马坑铁矿。藩田、洛阳正在开采。水泥，全省年产170万吨，在永安，建了南平、永安水泥厂，顺昌也在建。顺昌在邵武跟南平之间。顺昌的水泥厂，准备与澳大利亚合建，年产125万吨。

　　前几年，我们主要开采非金属矿。开始，我们提出的是一煤、二铁、三有色。所以非金属矿不多。现在，闽北的邵武、建阳，准备建大型的磷石矿，储矿量150万吨。沿海的玻璃砂、二氧化硅比较缺。高龄土正在开采小型的，准备开采大型的。铌钽，在南平发现的，品位比较高，万分之二到万分之四。500吨以上就称大矿。目前，全省1：20万的地质图都搞完了。这是从1959年到1979年完成的。现在开始搞1：50万的地质图。复盖深，很难搞。露在外头的石头少，工作起来比较难，主要是难跑。这一点上，区测绘队算是作出了很大贡献。找矿也好，城市建设也好，都是按照这个地质图。对于煤，有些反复，开始认为南方煤少，都是鸡窝煤。1958年沿着闽南，靠近广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煤。在一个钻孔里面，出现几层煤，我们说是跳红绸舞。龙岩，分布300平方公里。实际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有一定的远景，但不会又大的发展前途。打钻孔时，主要是根据化石鉴定。经过火层岩，多次地壳变动，就像小孩的积木，摆好了，打乱，再恢复到原貌是很不容易的。对珊瑚化石，徐宝瑾是比较了解的。她在闽西大队工作时间长，又是最早寻找到珊瑚化石的人。

　　福建省几个大的煤田，龙岩、永定，算一大片；永安，算一大片；永春，算一大片；天湖山，算一大片；邵武、焦坑煤矿，算一大片。煤田成功的经验是大会战。如永安，从1970年到1976年，把100平方公里的煤田，分成几十个段，同时钻探，摸清了底子。进去时，一条河，只有一条五吨的船进山，其余靠走路。现在火车，汽车，都可以进去了。我们边勘探，边设计，边开采。这中间也有教训，在漳平，我们用会战的办法，找烟煤，因工业需要烟煤。带学生实习，找矿；群众修公路，报矿，终于发现了烟煤。上下高兴，采样，全面铺开。省里成立了煤炭指挥部，把无烟煤的力量拉上来，建立了5个分队，开展普查。1959年开始上，1960年大干，1961年开始下。因为可采层很分散，露象沉积。不过在短时间内弄清楚了全省到底有多大烟煤的储量。1962年，又去搞无烟煤。当时福建省的主要领导人韩先楚说，在武夷山这边有无烟煤，为什么到了武夷山那边就没有了呢？规定上3000人进行勘探，搞了两三年。最后下的结论跟我们原来的结论一样。这次是主观愿望去搞的，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光是考虑需要。我当时已经是军级干部，又是业务领头人，可连布置一个孔的权力都没有，全是外行说了算。后勤部的一个副部长对我讲：你就给我在这儿打一个孔，别的你不用管。后来在全国五届人大选举时，福建省100多张票，都不选他。就是对他当年的蛮干不满。

　　铜矿、磷矿，还有石油，大跃进时在连江小岛上发现了油苗，上马，又下来了。韩先楚提出，一个月，一定要在这个岛上开钻。这个岛只有一两平方公里，我们认为前途不大。他就叫我们在大陆找。上了1800人，找到了泰宁的一个油床。那时，石油部很支持，希望我们找到石油。但事实是福建没有石油。我们把福建的山山水水都钻透了，硬是找不到石油。我们只没有在海里头钻探。那只有地质部的海洋局才有权勘探。

　　福建省的煤炭储量也只是十二三亿吨。国家煤炭局，省里，要我们增加力量找煤。过去用30个钻探队，现在只用5个钻探队，大为减少了。我们总是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现有的生产水平，只能是800万吨。不可能有大的提高。煤的开采由省煤炭局，钻探是由我们地质局。如果没有新的认识，光是增强力量，大兵团作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储煤的多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只重视大矿，不重视小矿，现在发展了乡镇企业，小矿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打钻，不希望吃回头草，钻，就钻到底，因为吃回头草，搬家很麻烦。每台钻机，每年至少给它2000公尺钻探任务。如果普查工作没有上去，勘探工作也就上不去。这是地质与钻探的矛盾。地质属于事业性的，钻探属于企业性的。福建省每年勘探事业费3400万元。

　　一个勘探，两个初查，四个详查。工作的衔接是有很大关系的。初步普查，详查，转入初步勘探，详细勘探，再提交工业部门。初查：地表工作，挖槽子；详查：钻孔，取样。初勘：每500公尺为一条线；详勘：每250公尺为一条线。设计，应该在计划之后，而现在则恰恰相反，设计在计划之前。这是一对矛盾。每年的8-9月份，就要向地质矿产部报设计。因为计划还没有出来，就把设计搞了，给国家带来一些损失。计划一年，一年计划，每年都是到了11月份、12月份，还在编计划，这时设计却早已报上去了。

　　我是因为对地质有兴趣，报考了地质专业。我的老师是黄中建、李四光。解放前，全国只有200个地质人员，几台钻机。我们那一班有十几个人，前面的每个班只有几个人。有的还改行，因为没有事情做。我来福建的时候，此前只有一个地质人员，我们那一次就来了4个。共5个。那时主要是绘地图。

　　徐宝瑾来的时候，我们叫她蜻蜓姑娘。一个矿区，就她一个女同志。她没有小孩，后来才抱养了一个女孩。她说话很冲。她爱人姓董，搞水文的，只初中毕业，现在成了工程师。徐宝瑾，为开发煤田献出了青春。

　　从住地到钻机，有时还得走夜路。事故原因：翻车，钻机，一千米钻机，都要用汽车拖。修简易公路，拖钻机上山。修公路，包给当地农民。像加福煤矿，全是森林覆盖，上去很难。野外经常碰到毒蛇，在闽东，一天要碰到十几条蛇。八九月份，竹叶青蛇就趴在树上，到你碰到它了，才会知道。有蛇沟之称，全是眼镜蛇、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还喜欢横在路上。我有一次碰到两条蛇在交配，盘成一起，像一堆牛粪，走近了才看到，吓一跳，被我打死了一条。野外的主要危险还是蛇。有豹子，狼狗，老虎。为了确保安全，给部分保卫干部配发了枪支和弹药。老虎在要道上出没。老百姓设虎坑，打老虎。我们有个同志掉进了捕虎的陷阱里，摔死了。野猪，一般是晚上出来。小黑虫，一群群的，被咬了，耳朵溃烂。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朱月志就被这种小黑虫咬过，一只耳朵全烂掉了。

　　野外队有时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遇上下大雨，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更无从生火做饭，只好事先带饭上山，中午边淋雨边吃。有时在村子里找一个向导，给我们挑东西，从早走到黑。有时汽车跑了一天，还见不到村庄，只好在野外过夜。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位同事结伴去野外找矿，连夜走到镇上，已是早晨四五点了，听说那里是个土匪窝，不敢停留，只好继续摸黑30里，赶到县城，才住下来。

　　我30多岁才结婚，爱人原在华东师大，现在中学任教。有两个小孩，大的工作了，小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眼下正在补习。

　　地质工作者的待遇差，奖金不多。夫妻团聚，孩子上学，老人赡养，都是问题。我们是几十年在野外，很少进城。这一辈子吃得最多的是竹笋，酸菜，而且不放油。到了最偏远的地方只能吃点酱油。没地方住，就打开自带的行李，住学校，牛棚。困难的时候，有钱在外面买不到东西。带饭去外面，天热，酥了，扯把干草，自己热一热。没有到过山区的人，不知道地质队员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每个地质队员才32近粮食，吃稀饭，没走到开展工作的地方，早就饿了。中饭八九点钟就吃了。患胃病、风湿、关节炎的多。没有文娱活动。就连从沿海一带雇请来的民工，拉到山上，就哭了。为什么？怕苦。

　　1957年到1959年，这三年从南京地质学校分配来福建的毕业生多，大多是江浙人。他们都想调回去。当时住的是油毛毡棚，房子里长草。现在才盖了楼房，大队尽量靠近城市。过去那些年，生活上对职工关心太少。难怪地质工作者不安心，都想跳出去。

　　现在的女同志，占17%到19%的样子。多数是本系统干部职工的女儿。人员多，工效不高；该有人做的，没有人做。都不愿做野外工作。没有技术。这支队伍难带呀！想离开地质队伍的人多。我们13000多人，其中有8000多人是70年代招工来的，技术水平低，只能打钻。一下无法改变现状。要改革，改为经济实体。现在的资金中70%是人头费。改为经济实体以后，就会调动积极性。我们办皮鞋厂、冰棒厂、服务部，都没搞好，还是吃大锅饭的思想。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是不行的，效率不高，花钱又多。

　　国外的地质工作者人少，他们住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大队部。我今年去了一下日本，考察该国的地质工作。日本的一个地质队才17个人。日本农村密集，跟城镇很难分别。我们应该借鉴他国的先进管理理念，开创我们地质工作的新局面。决不能停留在老路上。走老路就会挨打，不创新就没有前途。